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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探析

            更新時間:2021-09-29    已閱讀:715次

                    摘  要: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是指共在的時效性和以信任為前提的實效性。從校企關系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可分“依附型”“名利型”和“共生共長型”三類,其中“共生共長”是建構校企“命運共同體”的科學方式。增強我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應重視在研究我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形成律法與良知的統一;從需求和信任的邏輯前提出發,建立職業院校和大中小微企業的大數據平臺;回歸職業教育的初心與使命,關注底層大眾的職業生活。

                    關鍵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致良知

                    01

            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耦合度與有效性


                  (一)從任正非的校企合作主張說起
                   2020年7月底,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任正非帶隊來到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謀求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校企合作。此次行動是華為遭受美國極限打壓之后的“教育之旅”,任正非在座談會上表達了他對校企合作的看法,他說:“高校的目的是為理想而奮斗,為好奇而奮斗;企業是現實主義的,有商業銅臭的,強耦合是不會成功的。強耦合互相制約,影響各自的進步。強耦合你拖著我,我拽著你,你走不到那一步,我也走不到另一步。因此,必須解耦,以松散的合作方式進行?!碑斎?,任正非在這里所說的“高?!笔侵秆芯啃痛髮W,他借用物理學“耦合度”概念描述研究型大學和企業的合作?!榜詈隙取敝竷蓚€或兩個以上的實體關聯程度的量度,有松緊或強弱之分。任正非希望研究型大學和企業不要搞“強耦合”,他認為這種合作把校企雙方捆綁得太緊,容易相互掣肘。
                  任正非沒有提到的其他高校,比如職業院校和企業應當是怎樣的耦合度呢?我們先做這樣一個假設:校企的“耦合度”與校方“研究力”成負相關、與校方“職業性”成正相關,即學校一方的研究力越弱且職業性越強,則校企的耦合度越緊密。據此,對于職業性強而研究力弱的職業院校來說,其校企合作應當是“強耦合”。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做上述假設和推論,火熱的校企合作實踐已經說明一切。僅就華為公司而言,目前正在與全國數百所高校進行著不同程度的合作,而從校方來看,其中高職院校都在竭盡全力試圖與華為公司確定最強的耦合關系。例如,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與華為公司建立了“課證共生共長”的合作模式,學校按照企業工程師認證標準開發課程,以實現企業證書和學校課程的共時性與共在性,這種強耦合模式獲得了2018年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毫無疑問,國家特別鼓勵職業教育實施緊密型校企合作,越緊密越好。
                  不過,社會實踐表明,校企合作不是職業教育的專利,而是現代教育的普遍現象。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有組織的教育活動通常只是少數人的事情,而且只關乎政治,這些人脫離生產勞動,專門在學校里學習治國安邦之策。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后,生產和教育的關系發生了改變,生產勞動者也有機會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只不過這種教育活動與產業的關系最初并不像現在這么密切。隨著科技力量不斷深入工業化過程,產教關系越來越密切,如今校企合作已經深入到高等教育領域的角角落落。研究型大學也主動出擊,不斷加大其校企合作分量,以至于有人驚呼“教育終結了”“大學淪喪了”等等。事實上,任正非在研究型大學里關于校企合作的一番言論,也是針對這種愈演愈烈的“淪喪”現象的一種批評,他指出,正因為企業必然地“有商業銅臭”,所以研究型大學更應當“為好奇而奮斗”。在中國全社會急切需要科技創新的當下,作為高科技龍頭企業掌門人的任正非卻提出警惕科研功利主義,希望研究型大學沉下心來“為好奇而奮斗”,這是需要膽魄的。
                    與研究型大學相比,職業院校培養的技術技能人才卻是沖向生產第一線的戰士。          在這個意義上,“校企合作”成為職業教育的核心命題。無論職業院校與企業的合作有多么緊密,人們似乎都不會有“終結”“淪喪”之怨,反而還有“密切不夠”之嫌。任正非沒有來到職業院校,也沒有談及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不過可以確信的是,任正非支持職業教育的緊密型校企合作,但是他反對一切急功近利的合作行為。2019年初,任正非說的一段話引起了廣泛討論,也是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一個重要啟示,他說:“自主創新如果是一種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種行動,我反對?!边@里所謂的“行動”是指出于功利主義目的的行為藝術,在企業可能是套利,在學??赡苁潜硌?。由此可知,即使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頻繁而密切,倘若是出于功利主義,在任正非看來,那都是無效合作。
                    增強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始終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個嚴峻課題。近20多年來,我國職業教育不斷強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和工學結合。2017年至2019年,《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關于印發國家產教融合建設試點實施方案的通知》等國家政策密集出臺,再一次在國家戰略上突出了加快構建職業教育與產業統籌融合發展在今天的重要意義。這一方面說明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重要性從未減輕,另一方面也說明既往“合作”在實踐中并未達到理想效果,或者說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實踐并不理想。
                    (二)什么是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
                     所謂“有效”,即有成效。什么“成效”?當然是“檢之為真”的成效。英語“valid”(有效)一詞源自拉丁語“validus”,意思是充足的、強力的?!坝行浴保╲alidity)這個概念通常出現在統計學的測量詞匯庫當中,在使用中更多的稱呼是“效度”。1999年由全美教育測量學會等三家機構修訂頒布的《教育和心理測試標準》將“有效性”定義為:“證據和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對擬議測試用途所要求的測試分數的解釋”。具體來說,有效性是指一種方法測量其預期測量的準確性,如果有效性高,則意味著測量結果與物理或社會世界的真實屬性、特征和變化相對應。影響有效性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收集數據的真實性,評估方法和測試對象的可靠性,內容和生態的可靠性,標準、診斷和統計的可信性等等。
                    實用主義哲學特別強調知識的實驗、應用和效果,把實驗結果的有效性作為理解真理的根本方式。實用主義用“effectiveness”這個詞指“有效性”,包含“價值”之意,比“validity”的內涵更豐富,這也是筆者強調的校企合作的“有效性”之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說:“真的觀念就是那些我們能夠吸收、確證、支持、查核的,……其真實性事實上是一個事件、一個過程,就是其查核自身的過程,其證明的過程。其有效性就是其確認的過程?!睂嵱弥髁x不承認先驗的權威和絕對的理性,最有效的武器是實證和效用——以實證來檢驗真理,以效用來衡量英雄。同樣,就邏輯學而言,如果論證前提是錯誤的,就不會有論證的有效性。但是,無論實驗檢驗還是邏輯論證,都必須保證研究人員的操作合法合理且“有德”。特別是“有德”,乃行之有效的根本,這正是任正非為什么說他支持“(求真)精神”而反對“(套利)行動”的原因。主張“知行合一”的偉大哲學家王陽明亦將“德”作為“效”之根本,他指出:“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茍當其能,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為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為賤?!币馑际?,惟有成就“德行”者,方能“精益其能”,才可發揮“效用”。
                    我想表達的是: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是指其校企合作的緊密程度,這種合作之有效性在根本上取決于“有德”,用王陽明思想來說,只有校企合作始終是“致良知”的,才能是有效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專門討論“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的著作中,將這種有效性之“有德”稱為“信任”。用福山的理論說,只有校企合作是價值共享的命運共同體,才能是有效的,因為“價值共享締造信任,而信任則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經濟價值”。就此而言,校企合作中的所謂“雙贏”不只是利益雙贏,更主要是價值雙贏。
                    如何評價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包括兩個維度:時效性和實效性。從這兩個維度進行評價,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可分為無效合作、低效合作和高效合作。時效性和實效性越強,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則越高。
                    “時效性”是指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必須及時、新鮮,甚至做到校企“共時”和“共在”。職業院校與企業進行合作的最大問題之一是缺乏時效性,往往是簽一紙協議或成立一個委員會之后再難有下文;而統計“雙師型”教師也往往流于形式,一些名義上的“雙師型”教師雖然來自企業,卻多年不與企業接觸。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及時就業”的技術技能人才,但就業市場變化越來越快,如果職業院校的教師、教學和教材不能踏上市場變化的節奏,何談“及時就業”?
                    有人問,如果校企合作實現了“共時”和“共在”,是不是意味著職業院校和企業已經融為一體、你我不分了呢?顯然不是,否則職業院校就失去了“學校教育性”功能而淪為“勞力訓練營”了。學校的存在意義在于它的多重教育性功能,包括政治功能、啟蒙功能、再生產功能、提升功能、交往功能和延遲功能等等,而職業教育學校還應當有一個特別的托底扶貧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的時效性,指的是人才供需端處于同一平臺上,雙方即時互動,彼此呼應,沒有滯后感。
                    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的“實效性”,是指這種合作產生了實際效用。何以檢驗?至少要有以下指標:以信任為合作前提,以人才成長為核心目標,以救助大眾為價值理念,堅持長期主義原則。在本質上,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不是簡單的育人與用人合作,而是一種社會責任,即校企雙方基于共同遵守的道德準則和共同追求的社會價值而構成命運共同體。從“教育和經濟互為基礎和前提”這一理論出發,職業院校和企業之間不是主從依附關系,也不是供需利益關系,而是有尊嚴的共生共長關系,具體而言,這種關系是“致良知”的、真實可信的、可經檢驗的和持續生長的。

                    02

            從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類型看有效性問題


                    強化校企合作是我國職業教育內涵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內容之一,但是,長期以來,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時效性和實效性不強始終困擾著職業院校的領導和教師。盡管各方想了很多辦法、做了很多努力,而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慣常的做法是學習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但是這項制度從40年前引入我國至今,似乎沒有一個教育機構把“雙元制”做出德國人那樣的實效。一般認為,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癥結在于“冷熱不均”,學?!盁帷倍髽I“冷”,但是實際情況可能復雜得多,誰熱誰冷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當人才供求關系發生變化或企業轉型需要新人才時,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就成了“熱”的那一頭。
                    暫且不論有效性,但就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的繁多形式而言,說明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歇。目前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包括項目開發合作、員工培訓合作、課證共建合作、兼職教師合作、技術聯盟合作、實踐基地合作、設備購買合作、成果申報合作、訂單培養合作、頂崗實習合作等等,當下正在流行的合作模式是“產業學院”。盡管“產業學院”不是新生事物,不過當國務院在文件(國辦發〔2017〕95 號)中將其作為深化“引企入教”改革的一項鼓勵性政策頒布之后,各職業院校就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掀起了催生“產業學院”的熱潮。關于“產業學院”的內涵是什么,許多職業教育研究者也紛紛表態,做出了“基地說、學院說、實體說、模式說、機構說、平臺說、組織說”等等不同解讀。
                    當然,不管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的概念和模式有多么繚亂,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試圖解決合作有效性問題。那么,這個問題解決了嗎?我們在此試著把校企合作分作幾個類型進行分析。
                    從合作主導者角度來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可分兩類:一類是“學校本位”的校企合作,另一類是“企業本位”的校企合作。在我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主要是學校本位的,建設“產業學院”就是由學校主導的一種旨在突破傳統校企合作瓶頸的舉措。但是,建立企業本位的校企合作制度,對于調動企業自身的育人積極性和主動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產教融合型企業”作為一項國家政策陸續推出,甚至已被寫入《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當中。
                    從校企關系的角度來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可分為三類:一是“依附型”校企合作,二是“名利型”校企合作,三是“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這三種類型是下文要討論的重點。
                    (一)“依附型”校企合作
                    這種合作類型包括“學校依附于企業”和“企業依附于學?!眱蓚€方面,前者的典型當然是企業自己辦的“企業學?!?,后者的典型當然是學校自己辦的“校辦企業”。在我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類型基本上都是“學校依附于企業”。有沒有“企業依附于學?!钡哪??有,比如大量的小微企業很想和職業院校合作,特別是和名氣大的職業院校合作,但是這種機會是很少的。
                    1999年至今,職業教育在我國蓬勃發展,職業院校和企業的合作關系大約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可謂學?!耙活^熱”,這個階段我國制造型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對勞動力的技術技能要求不高,職業院校培養的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并沒有明顯的“性價比”競爭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職業院校往往要“尋求”合作,于是形成一種“學校依附于企業”的合作關系似乎水到渠成。但是,“依附”意味著失去獨立性,如果企業讓酒店管理專業學生在半年的實習期只做端茶倒水擦窗子的工作,學校是否愿意接受?實際上,過去的確出現過不少此類現象。職業院校和企業的合作關系進入第二階段的明顯標志是校企“兩頭熱”。為什么企業變“熱”了呢?因為近幾年新技術新業態變化很快,人才的需求和供給變化也很快,勞動密集型企業幾乎沒有出路,嗅覺靈敏的資本家試圖抓住風口的每一個機會,當他們“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很想與學校合作,以便于找到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強的技術技能人才。
                    但是,總體來看,校企合作的主導方仍然主要是學校。如今,很多職業院校最想找個名氣大的龍頭企業進行合作,最想與知名龍頭企業簽訂長期的“訂單培養協議”,最常見的是“訂單班”。表面上看,這樣一來,職業院校既解決了學生就業難題,又有知名企業“垂青”和“背書”,好像是穩穩的“省心省力高質量”。然而,在本質上,這種類型的“依附型”校企合作使職業教育失去了教育性,學校異化為完成“人才供貨協議”的“技能人制造廠”。如果說這種操作在過去還有市場的話,那么今天已經被淘汰,因為技術和人類觀念都發生了時代性改變。
                    (二)“名利型”校企合作
                    人性中有追求名利的一面,由人構成的組織也不例外。所有學校都希望與知名大企業合作,而中小微企業也都希望和知名高校合作;所有企業都希望在校企合作中獲得利益,學校也一樣,特別是一些品牌力不強的學校,會把心思放在利益上。據報道,有的職業學校把學生當成廉價勞動力“出賣”給企業——學校收取了企業一定數額的“用工費”之后,以實習磨礪之名要求學生在工廠做無償勞動,否則不給畢業證。
                    在名與利的驅使下,職業教育的“名利型”校企合作呈現結構性問題。如果我們把“名?!薄皬娖蟆薄叭跣!薄叭跗蟆钡暮献麝P系劃成四個象限,“強強合作”是各方最愿意看到的,當然“弱的”也非常愿意攀附“強的”,反之則不行。如若不是出于無奈,校企都不愿意“弱弱合作”。
                    學校是一個旱澇保收的“確定之所”,所以尋找確定性和技術理性主義在學校教育的生長邏輯中居于統治地位。當挑戰來臨時,學校完全可以選擇不冒風險。比如,如果在合作中可能出現諸如“國有資產流失”這樣的風險,那么學校就會采取保守主義戰略。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學校都不愿意與初創期的微小企業進行合作,因為這樣做不僅打亂現有課程體系,而且有失敗的風險。學校最看重的是社會效益,最希望的“合作”是一種名揚全國的“宏大敘事”,因而與知名大企業合作既有宣傳效果,又不會出現失敗的風險。
                    企業呢?毫無疑問,小企業與大學校合作的愿望是很強的,特別是那些想通過與學校共建實驗室拿到國家“科技補貼”的企業。但是,當知名大企業在選人用人上已經具備議價能力的時候,如果有更多的名牌高校畢業生前來就業,他們寧可搞“人才高消費”,也不愿意在一般的學校身上浪費時間。 
                    為什么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會出現“低效合作”和“無效合作”?一個原因可能是合作雙方強弱匹配不適,也許從一開始就不想深入合作。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校企雙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為了學生的校企合作卻轉向了名利,這種“名利型”合作一旦步入“深水區”就會有利益的猜疑??偠灾?,在“名利型”校企合作中,校企雙方可能都沒有把學生作為“人”來對待,而是作為“產品”來檢驗,或者作為“籌碼”來交換。無論是逐利的企業,還是“惟以成德為事”的學校,這都是不可原諒的。盡管職業教育培養實用人才,但是必須“立心而致用”,把“致良知”作為校企合作的出發點。
                    (三)“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
                    《詩經》有歌:“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痹谛F蠛献鞯囊饬x上理解,這就是一種“致良知”的“同袍合作”的境界。校企之間能否建立“同袍合作”?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必須是“致良知”。何以“致良知”?根基是人才培養質量,即畢業生有沒有素質和能力,能不能創造美好的職業生活。有不少人論證學校和企業之間是“命運共同體”,這個“命運”只有指向人才培養質量,才能構成“共同體”。
            什么是“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就是在學校和企業之間構建命運共同體。共生共長是共同體環境中的生命體的存在方式。在一個系統當中,共生共長的關系往往不是同質的,反而是異質關系更容易產生。因此,“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具有科學的邏輯基礎。在校企“共生共長”中,人才質量是根基,技術發展是變量,按照布萊恩·阿瑟的觀點,“技術體是自我創生的,它從自身生產出新技術……它的元素會生長,它們永不止息地生長”。
                    “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的方式多種多樣。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與華為公司在長達十多年的校企合作實踐中探索出“課證共生共長”模式。內涵是:職業院校的課程開發與企業工程師的認證推廣相互嵌入,課程體系與認證體系共生共長,人才供需兩端相向而行。首先,在產教融合的起點上,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是“共生”的,課程開發與證書標準相結合是“共生”的,深職院教師與華為工程師共同將企業原本面向社會在崗工程師的認證融入到高職人才培養方案中,構建了適合零基礎在校生學習的方案。其次,在產教融合的過程中,課程升級和證書升級是“共長”的,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是“共長”的,人才供需相向發力,形成了互動機制,深職院在互動過程中改革管理制度和教學方式,華為公司在互動過程中豐富企業認證人才培養方案并向外推廣。
                    需要特別指出,我們之所以強調“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的前提是必須“致良知”,職業教育并不是一個干巴巴的名詞,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豐富的生命體,這個生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形成了一個廣闊的精神世界。在紛繁復雜的生命體世界中,也許有的人“素質極差”“心理扭曲”“奴性十足”,但是所有生命體都有美好生活的訴求,人人追求進步、意義和價值,這種訴求和追求是積極主動的,不是被動勉強的。在這個意義上,職業教育應當起到啟蒙思想、提升素質和引領美好的作用,職業教育必須建立公平對話機制和共同文化的熔鑄場,必須弘揚從業者積極工作和自我奮斗精神,這是大眾、技術和工作實現融合的基礎,是平凡的職業生活有尊嚴、有意義的關鍵。比如,在“共生共長型”校企合作中建立產教資源的“適配機制”,特別是中小微企業,需要大量的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源,特別是一些關鍵性問題的解決,如果不能很快找到技術支持,就會影響生產。這個時候,職業院校真的需要主動尋求與中小微企業的“共生共長型”合作,而不是把眼睛聚焦于大企業,卻抱怨企業的主動性不強。

                      03

            增強我國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的三點思考


                    (一)律法與良知:重視校企合作的文化傳統
                    在嚴格的《職業教育法》基礎上??墒?,我國不少地方也出臺了校企合作條例和產教融合政策(2008年12月,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寧波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地方性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專項法規),為什么在實踐中企業與學校合作的有效性不如德國的“雙元制”呢?我認為,提高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必須把律法建設和文化建設統一起來。
                    現代職業教育起源于歐洲的工業革命,因此當職業教育隨著工業化而向全球輻射的時候,就天生地帶有歐洲文化的思維方式。比如,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具有嚴格的“資質文化”,這種文化源于德國傳統行會制度,它要求勞工、企業、學校和政府進行密切而持續地合作。即使與德國文化有緊密互動的美國職業教育,由于缺乏德國行會文化傳統,也很難在勞工、企業、學校和政府之間做到像德國那樣的密切合作的成效。同樣,根植于農業經濟模式的中國儒家文化則似乎與現代職業教育格格不入,比如缺乏強大的行會傳統和剛性的契約精神等等,也許正因如此,才使在西方很有效用的“校企合作協議”在我們這里卻滯留于紙面上。但是,中國儒家文化卻有進取、靈活、包容、責任、信任、致良知等等特質,這種特質始終潛在地影響著我們的職業教育實踐。我發現,凡是具有這些文化特質并且在“校企合作”中善用之的教師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我訪談了一些就業質量高的職業院校教師,他們在“校企合作”方式上與別人并無不同,但是他們無一不是事業進取者、意義發現者、靈性啟迪者和責任擔當者,他們“立心而致用”,不僅善于激發學生潛能,而且善于挖掘市場需求,他們和用人單位建立了充分的信任關系,一些用人單位寧可放棄本科生也愿意選擇他們的“高職生”。
                    《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五條寫道:“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行業主管部門可以依法支持社會力量、民間資金參與舉辦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參與辦學的舉辦者應當簽訂聯合辦學合同,約定各方權利義務?!边@里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都是建立校企深度合作關系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院校和企業在合作中淺嘗輒止,他們將某些領域列為“紅線”,比如校企在共建職業院校、共同進行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方面的收益和資源損耗如何計算,特別是國有資源的損耗如何計算,這些方面并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所以合作一旦觸及“紅線”即刻“內卷”,出現所謂“合作協議轟轟烈烈,協議落地冷冷清清”的現象。
                    因此,提高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重視法律法規建設是一個方面,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是“致良知”,即在研究我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形成律法與良知的統一。當年,陶行知先生進行了很好的中國職業教育實踐,他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但是他并未照搬杜威理論,而是根據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工業現實把杜威理論“翻了半個筋斗”,他主張在中國“必須發現窮辦法,看重窮辦法,運用窮辦法,以辦成豐富的教育”,由此創造了“學校即社會”“生活即教育”“教學做合一”等現代職業教育理論的“中國學派”。應當說,陶行知是把現代實用主義和中國傳統心學理論相結合的典范。
                    眾所周知,在中國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根本是“致良知”,或者說兩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我們認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的“致良知”就是“去名”“除利”“挖潛能”“戒浮躁”“有溫度”,堅持“長期主義”。由于“教育市場是一個依賴政策干預的計劃經濟市場”,如果沒有教育工作者的“致良知”,如果“舍心逐物”而不“立心致用”,那么與市場經濟的合作就會出問題。因此,校企合作中的“致良知”首先是學校教師的“致良知”,比如主動對接中小微企業,擔負責任。
                    (二)信任與需求:建立職業院校和大中小微企業的大數據平臺
                    有需求才有合作,合作是為了滿足需求,否則就成了形式主義。當然,滿足什么需求也是一個問題,是人才需求還是名利需求?如今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很多,不少單位和個人都信誓旦旦地說他們解決了有效性問題,甚至認為他們建立了“高起點、高平臺、高集成的校企合作新型辦學形態”,這是“為形成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模式走向世界貢獻智慧”。但是,我們看到大部分校企合作模式都停留在為什么做和怎么做層面,并沒有完整的效度檢測結果及其研究。
                    筆者認為,尋找解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的“瓶頸”問題的必要辦法是,從需求和信任的邏輯前提出發,引入第三方大數據平臺。為此,職業教育工作者必須在理念上有一個轉變:從精英主義職業教育向大眾文化的職業教育轉變;從封閉性職業教育向開放性職業教育轉變;從輸出型職業教育向需求型職業教育轉變;從學校職業教育向“技術與職業教育和培訓轉變”;從“就業專業技能”向“美好生活技能”轉變;從重視文憑教育向文憑與證書并重轉變。從新理念出發,我們可以建立職業院校和大中小微企業的大數據平臺,鏈接學生、學校、企業、政府、人力資源公司五個相關方,一鍵搜索即可找到和建立需求連接。
                    建議這種大數據平臺是由國資委控股、民營企業負責運營的第三方平臺。平臺功能為:整合全國中高職學校和大中小微企業資料,動態發布需求信息,提供合作源、合作需求和信息評估服務,對校企合作進行分類分層管理;聘請教育學家、經濟學家、法律顧問和其他技術專家,解決談判事務、合作糾紛、法律事務、財務事宜、監督落實,以及合作交易機制,提供稅收擔保、利益分配機制等等;解決校企合作的考核評價機制,評價結果由評價方和被評價方共同管理。平臺技術是區塊鏈技術,可以通過算法對雙方利益進行確權,一旦在區塊鏈上確權,雙方的后續合作都會被實時紀錄,而且可追溯、可追蹤、可審計,可信度和透明度也高??傊?,大數據平臺的建立使校企雙方專注于內容合作,一切服務交給平臺。
                    (三)初心與使命:關注底層大眾的職業生活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有句名言: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職業教育也一樣,當我們騎著工具主義的戰馬馳騁畋獵的時候,應當感受到令人心發狂的喧囂;當我們醉心于市場需求和專注于就業技能的時候,也需要問一問學習者的職業志趣與天賦才能在哪里。實踐證明,職業教育并不是解決勞動力市場需求和提高經濟效率的靈丹妙藥,始終把有生命的職業教育捆綁在經濟效率的戰車上一起狂奔,恐怕職業教育有心無力。
                    雖然職業教育離市場很近,甚至被稱為“零距離”,但是發展職業教育不能浮躁,因為企業不能浮躁,市場也不能浮躁。浮躁是一種疾病。如果我們看到職業教育不關心人而關心物、不關心內在而關心外界、不關心啟迪而關心融入、不關心解放而關心規訓,職業教育就患有“浮躁病”。澳大利亞教育學家比利特說:“職業教育的病痛是,雖然能夠激發個人潛力、具有社會解放作用,卻常常被忽視?!?/span>
                    提高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的有效性,不只是促進校企“緊耦合”那么簡單。任何時候,職業教育都不能忘記“愛與奉獻”的初心,時刻牢記“救助與解放”的使命,必須把“職業幸福感”作為職業教育的終極關懷。比如,當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時候,當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逆流而行的時候,當“強企業”在災難中變得弱小而大聲求救的時候,職業教育該怎么辦?會說,那是市場的事情,與學校教育無關嗎?會說,那需要國家宏觀調控,學校教育無能為力嗎?如果說職業教育是為就業的教育,那么當企業不得不大面積裁員的時候,職業教育只能搖頭嘆息嗎?如果說職業教育是為經濟的教育,那么當經濟面臨困難的時候,職業教育只能干著急嗎?
                    我們學習德國“雙元制”模式,也許并未在意這種模式的文化基礎是“天職”(上帝的呼召),它最早來自于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在翻譯希伯來圣經時的創造。路德認為,“天職”不只屬于神職人員,它是所有平民大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在“天職”文化中,“雙元制”不是學校依附于企業的“訂單制”,而是職業教育人才面向整個行業的結構化和社會化過程,是每個從業者必須用熱愛、投入和勤奮來回報天職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回歸職業教育的初心與使命,關注底層大眾的職業生活,這是與“致良知”相統一的提高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的根本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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